[16]在权利不可分割观念的影响下，对经济社会权利的救济开始加强。

公众提出的所有政府信息请求都必须如实登记，以备年终的工作总结和考核。驯化并非一种针对权力的单方面挑战，同时也是权力形成的过程，因而具有某种暧昧的性质，既需要确保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有效能力——这是建立政府的初衷或功利目的[2]使然——也需要为政府权力设定可靠的约束框架。

[18]这里需要对《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进行简要的解释。实际上中国的公开性法律建构还受到其他两种因素的刺激或压力：一是加入WTO，承担贸易法规和贸易信息的透明度义务。，引自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页。·功能型公开制度：此类制度的正当性并不来自于公民权利，而是来自于政治系统对自身某些问题或伦理的自觉意识和反馈操作。法院系统在节制主义和能动主义之间的曲折反复与飘荡摇摆正反映了中国的司法权相对于其他权力分支的尴尬境地，存在理想冲动与现实制约之间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公众参与的宣传和组织村信息服务点应当利用服务平台宣传和组织公众参与，宣传和组织的内容包括县、乡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座谈会、协商会、开放式听取意见，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和行政决策中的建议、座谈会、听证会，县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中的公民代表旁听制度等。三需要（《条例》规定的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本为指导性条款，该高院却将其解释为强制性条款，过度收集公民申请信息，人为增加公民实现权利的实体条件，属于违法解释。[13] 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阿克曼的宪法理论显然不可能直接照搬来解释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因为中国的宪政历史充满了革命与断裂，但该理论对于解释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宪法变迁与宪政进步的理论意义却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协商民主与参与民主尽管同属于政治宪政主义的原则谱系，但其制度侧重点有所不同，协商民主侧重于民主过程本身的理性价值和协商程序的效用，而参与民主侧重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与民主代表性的增强。两种民主形式在现代政治建构中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一种是原始直接民主制的某种简单复苏形式（涉及重大宪法议题的全民公决制度除外），比如施米特式的欢呼式的民主。不过，在1960年代以来的共和主义理念复兴以及技术条件进步的背景下，以参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又重新获得理论与制度实践上的重视。

建国60年来的没有司法审查的宪政进步和改革以来人大制度及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本身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初步展现了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逻辑。[14]经过上述理论辨析，这里对本文主张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进行简要的正面说明。

无论从历史还是制度的角度，宪法司法化都不适合成为中国宪政转型的合理化进路。这种参与式民主的力量即在于其分寸，对其提出超越性的制度期待有可能导致民粹倾向和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缺乏自治传统和公民社会的转型国家，仅仅依赖常规政治的标准化配置及其关系模式是不可能实现公民成熟的政治宪政主义目标的，而这种参与式民主却可以在带动公民成熟的同时间接带动社会成熟。·保守性原则——这当然不是非常政治宪法学的原则，而是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的原则，其根本点在于成文宪法前提的确立。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致力于挖掘和复兴源自罗马、兴起和转型于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及英国17世纪革命中的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11]。17世纪以来，革命成为对既定宪法秩序的最主要的威胁，然而又是宪法变迁和政治进步的主要动力，这种历史辩证法一直困扰着人类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并由此衍生出现代性政治思想中的革命激进主义与保守宪政主义。这种共和主义与君主制严格对立，主张一种彻底的共和革命。其次是英国的激进的现代共和主义方案。

在上文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如下现象：美国的阿克曼将自己的二元民主理论（一种政治宪法理论）建立在自由共和主义的基础之上，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政治宪法概念，即自由公民性或私人公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宪法理论家一般都在政治宪政主义规范基础的寻找过程转向共和主义，这不是偶然的，而有着世界范围内反思自由主义和复兴共和主义的整体背景。

[14] 中国思想界关于保守主义的早期系统梳理可参见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主体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围绕政治宪法学的学术讨论的特点加以简要归纳。

陈端洪关于制宪权的系列研究处理的则主要是革命政治和制宪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种极端化的自由观中合理地去发现或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司法宪政主义之下，个人相对于国家是充分自由的，但相对于社会机构（如企业、社区乃至于微观化的人际关系）则是不自由的。这表明，政治宪政主义坚持的仍然是一种现代性立场，但又不是一种激进主义和理性乐观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立场，这一立场对于文明的古典性抱持着同情的理解和创造性转化的理性意识。因此，所谓的政治宪法学，从其最为完整的理论系谱来看，其与宪法文本之间的关系就呈现为如下两个方面：（1）超文本性，这主要体现在非常政治宪法学的研究之中，这时的宪法文本或者还没有制定，或者已经丧失正当性，革命与制宪成为特定政治主体的主要任务。正确的理论立场应该是如何运用传统和理性促进支配性制度的结构化，呈现、固化并扩展这些制度的内在理性，抑制这些制度的非自由和非理性的成分，实现一种维新和改良。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5）对话心态上的观望性与宽容性，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的学术差异和价值张力，但通过这两三年来的对话实践来看，主流学界对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保持着一种大体宽容的学术心态，在坚持并巩固自身学术立场的同时，能够适度参与并思考政治宪法学讨论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这是中国宪法学术多元化和自由竞争伦理初步形成的表现。于是，在经历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乃至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之后，共和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日益兴起并成为欧美学界与政治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构成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有力挑战。

（2）权利保障，对于自由权利应设定政府不得侵犯的边界及维护机制。从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性学术作品来看，其主要理论资源并不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或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是来自于欧美公法思想脉络——一种有别于主流地位的规范主义法学的、具有显著政治意识和民主价值取向的、体现反思性特征的进路。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最终以伟大妥协的方式光荣结束，如何解释和巩固英国的光荣革命成为当时英国政治思想家的中心理论任务。这一点区别于绝大多数的完全殖民地国家，后者在政治上和智力上实际上并无能力进行联邦党人所谓的真正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在常态政治下，成文宪法上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得到宪法机构的普遍遵守，宪法秩序成熟运转，不仅革命和制宪权早已远离，甚至阿克曼式的宪法政治也成为多余。公开原则在制度上包含两个基本要求：（1）权力过程的公开性。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因此，政治宪法学的立场是一种成文宪法的立场，与主张不成文宪法的进路判然有别，尽管在英国宪法学语境中，不成文宪法观念与政治宪法观念有着密切的理论关联。

阿克曼是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寻求折中，这种寻求方式得到美国学界乃至于中国学界部分前沿理论家的共同支持。同时，不应混淆参与原则和自治原则，尤其应防止在参与原则的掩盖下掏空社会自治的自有空间。

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一原则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分解为两种基本观念：（1）权力分立，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具有垄断地位。这一原则与共和原则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侧重于公民人格和民主过程。

不过，由于政治生活本身的时间属性，协商原则也不可能堕入浪漫派的所谓永恒的交谈，而是必须设置程序的时间属性和最终的决策机制，所有的程序参与人必须在理性上认同经过协商所达成的暂时性共识的有效性，也必须在理性上认同对某一暂时性共识的修正必须也应该借助于下一次同样的协商程序。这种政治宪政主义立场的规范基础是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这一规范基础的核心立场是共和主义，但兼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某些价值原则。

为了实现对行政集权和行政法规则泛化的法律控制，美国行政法出现了程序转向和民主回归，出现了所谓的行政宪政主义的趋势。（2）社会反馈功能，即人民对政府的决策议题与方案进行评论，将人民的价值偏好展示于政府决策过程之中，充实政府决策的价值（政治）理性。近来关于针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批评与重构，比较有影响的思想性作品参见秋风：论自由主义的保守化，载《原道》第十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中国政策性文件脉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结构体系中，知情权是基础和前提。

如果缺乏及时、真实、有效的公开，人民不仅无法监督政府，也无法对法律和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富有制度意义上的参与和影响。（1）对象范围：成熟宪政国家还是转型宪政国家？从结构上讲，任何现代成文宪法均具有特定的政治宪法结构，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司法化的宪法文本或体系，而一个政治体在宪法上的政治转型与成熟所依赖的也主要不是宪法文本的司法化过程，而是宪法文本的共和化过程。

这种共和主义沿袭源自罗马传统中的自由/奴役二分法，主张一种公民自治和积极参与的政治理想，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中获得政治实践，而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成为议会共和派的重要理论论据和克伦威尔激进共和政治的思想基础。此时，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的这样一种最具理性形式和制度审美效果的宪政模式便穿透一切革命、主权、制宪权这些非常政治因素的干扰，并可能借助比较宪法研究和宪法解释实践缔造超民族国家的宪法法官共同体，实现宪治天下的某种世界主义和平与自由理想。

这种同质性体现于两个方面：（1）宪法上的人民，这一整体性存在通过将共同意志输入宪法之中而在形式上完成共和国整体人格的打造。不过，本文所奠定的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则既不同于阿克曼拼盘式的自由共和主义，也不同于英国学者激进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内宪法学者的既有论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